世弘所使用的是CO2雷射切割機。適用於切割壓克力,切割速度快,質量好,平板切割様式多變化。
切割的同時材料邊緣,會有類似火焰拋光的效果。
雷射雕刻是運用光的能量來燒熔材料的表面,因此可雕刻出深淺差異,也可利用金屬的特性產生顏色變化。
雷射雕刻可雕刻非金屬材料,像是壓克力、木頭等,也可以雕刻金屬材質,如不繡鋼、鋁、鈦等材料。
如今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，全球創新電子消費性產品日新月異，不僅外觀炫目多彩，集成的新技術更是層出無窮。電子行業“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”的變化給雷射切割製造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。板料、板厚、板的複合形式，甚至板的設計都發生了巨大變化。傳統機械加工方式無法滿足客戶品質要求，常見雷射加工又不能實現量產。這些變化成為線路板行業生產能力發展、升級的瓶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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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紙內只保留需要切割的實線，其他輔助線段，備註等都必須去掉
零件之間間隔2mm，零件與邊框至少間隔5mm
兩個零件不能有公用線段，兩個零件不能有鑲套
切割小零件需要製作0.3-0.8mm的中斷點，以防止零件掉落後丟失
板材名義厚度和實際厚度有一定偏差，請留意相關資訊
如果除了切割還需要雕、鏤空、折彎、粘結、焊接等工藝，請聯繫客服報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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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文賞析
好文01
菊影殘橋邊， 雨斷紅塵淚。 只見游人遠望時， 莫道愁滋味。 何必再回頭， 有恨心中寐。 傾聽寒枝落零紛， 寂寞重陽醉。 >>>更多美文：自創詩
好文02
徽州多山，地狹人稠，當地有句古諺：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歲，往外一丟。 鮑志道就是這樣一個無福之人。1743年，他出生在歙縣，父親做小生意，家境貧寒。11歲時他被丟去了江西鄱陽的一家小商鋪里當學徒。勤快的他一有空就往柜臺跑，學著掌柜的算賬，不多久就學會了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嶄露頭角，當上了柜臺伙計。慢慢的，他開始領會為商之道，終于在20歲那年，他決定離開鄱陽去揚州闖蕩。 鮑志道去揚州可不是為了“二十四橋明月夜”，那只是酸秀才們的黃粱大夢，對商人而言，揚州的魅力在于它的遍地黃金。這要從“鹽”說起。 鹽和糧食一樣，都是剛需，但又很不一樣，鹽不能自己種，必須從產地買。這一買一賣間就有錢可賺了。自古以來，鹽都是國家壟斷銷售，帝王可不會讓這肥水流去他人田，除非...... 明初，北方戍邊將士糧食不夠，靠官方運輸實在供應乏力，于是朱元璋準了一道奏折，同意用“鹽引”來吸引商人幫忙運輸軍糧，歷史上稱之為“開中法”。“鹽引”相當于買鹽許可證，商人按要求把糧食運至北方戍邊地區后就可以換取一定數量的“鹽引”，這樣就可以從事鹽的買賣了。乍一看去，這政策讓商人賺了錢，也讓國家戍邊將士的糧食供應有了保障，真是兩全其美。可惜，最終卻是事與愿違。 照理說，鹽有官價，官家也不是傻子，根據運糧成本和售鹽利潤而核定的“鹽引”交換比例一定是合理的，可為啥就被人鉆了空子、成了一個敗筆了呢？“開中法”一出，朝中要員先撈起了油水，皇室家族更是不檢點。先用陳米充軍糧，漸漸地竟連糧也不運了，直接倒賣起了“鹽引”。鹽商也渾水摸魚，在官鹽之外夾帶私鹽，以百而千，以千而萬。就這樣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。 先富起來的人并不管國家的死活，國家卻不得不為了戍邊將士的軍糧供應不斷增發“鹽引”。到最后，很多商人空有“鹽引”而無鹽可買，只能在鹽場等著。成化末年，僅兩淮鹽場就有五百余萬“鹽引”無法支取，甚至有人等了數十年，這大大打擊了商人的積極性。做鹽生意的商人少了，邊境糧食也遇到了危機。 弘治年間，明政府決定改“開中制”為“折色法”，商人們不再需要幫忙運糧，而是以白銀解至太倉，每引鹽交銀三四錢不等。新法施行后，太倉銀劇增至百萬。但同時邊境糧食也回歸官方運輸。官方的效率可想而知，最終導致軍隊糧食儲備大減，明朝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亡了國。 清政府在鹽業的管理上沿用了“鹽引”舊制，但在管理鹽務時并不直接面對中小鹽商，而是物色了幾個大承包商，即“總商”。“總商”是一級承包人，下面依附有很多“散商”。官府對所有鹽商進行在冊登記，未被登記的不可以從事鹽業買賣，被登記的則可以世襲。總商只需繳納一定稅費，即可從官方鹽政部門領取核定數量的“綱鹽執照”，然后自行分配給“散商”。 《江蘇省通志稿 度支志》第七卷《鹽法引目》記載：兩淮行鹽以引。清初設引部于揚州，以便領運。淮鹽行銷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六省，引地最廣，賦課甲于全國。 為鹽引派發中心，揚州順理成章地成了鹽商們的聚集地。大清的鹽商比明朝的鹽商好不了多少，一樣的投機倒把。雍正元年，湖南湖北的鹽價飛漲，一包要一錢五分，而幾年前只需一錢。二三年間漲了百分之五十，百姓怨聲載道。當時的湖廣總督楊宗仁看不下去了，下令：鹽價只能賣一錢銀子一包。按今天的說法，這就是用行政命令干預了市場價格，鹽商們自然不愿意，于是一邊囤著鹽不賣，一邊去找鹽政部門斡旋。 楊宗仁要鹽商降價自有他的道理，他在奏折里給雍正皇帝算了一筆帳：每引計鹽二百斤為一袋，外加耗鹽五斤。每一引鹽205斤，在出售時會被分成八斤四兩的小包。兩淮產鹽各場商人收鹽每斤平價二厘，賤則厘半，至貴不出三厘。鹽稅按“引”征收，每引鹽需繳納正課（稅）一兩二錢。楊宗仁算了一下，“過關報料并包索各項雜費，完課加增火耗，一切諸務厘毫絲忍，每鹽一包，共需本銀七分四厘有零”。鑒于此他認為：“今照一錢定價，每包仍可賺利二分五厘有零。總計湖廣每年的鹽引定額是七十余萬，所以鹽商已獲六十余萬兩有零”。 事實上，鹽商的獲利遠不止這些！跟明朝一樣，鹽商在官鹽之外會夾帶私鹽。楊宗仁發現：一引鹽205斤，“今一引過所稱掣加至四百有余”。鹽商夾帶的私鹽竟是官鹽數量的一倍。私鹽無需交納正課（稅），七十萬引官鹽所夾帶的私鹽漏課（稅）與余利又可得一百六七十萬兩。這么算來，“該商行鹽一年將近二百三十余萬自然之利”。 一年賺230多萬兩，楊宗仁的奏折字字驚心，雍正皇帝剛想準奏，卻看到了兩淮鹽漕都察院右僉都察御史臣謝賜履的奏折。謝賜履就是鹽政部門的，他受鹽商之托來懟楊宗仁。他先指出楊宗仁說的那個一引鹽205斤是舊例，順治和康熙年間都加添了鹽斤，加添后“共計二百九十四斤數目”，所以“原與律載不同，并非夾帶一引有余無課之鹽”。并且，他駁斥楊宗仁的私鹽買賣論：“查湖額銷綱鹽七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引，戶部發有官引，鹽不離引，引鹽到地頭銷售，鹽道截角繳銷。若無引私鹽，鹽道豈肯聽其發賣焉。”謝賜履上奏說清朝鹽的運輸買賣控制很嚴，每到一處鹽道要截角繳銷鹽引，無引之鹽根本不可能流通買賣，怎么可能夾帶私鹽獲利。言下之意如果有私鹽買賣豈不是鹽道出了問題。 這真是一個清朝版的“皇帝的新裝”。雍正皇帝哪里不曉得鹽道的貓膩，私自買賣的當然是無引之鹽，重利之下一定有人在渾水摸魚，但他似乎不愿意肅清此事，因為一來這種貓膩查到最后一定是身邊的重臣或是皇族在干壞事，到時怎樣收場？二來徹查鹽道會讓鹽商惶恐，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鹽業的發展，這將影響國家的稅收。 謝賜履摸準了皇帝心思，所以在奏折中避而不談鹽商的狡詐，只說鹽商都不愿做生意了，這樣一來鹽稅就收不齊了，“臣因各商以鹽價虧本，紛紛告退，臣不得已婉曲咨商”、“鹽斤不比別項可以補銷，蓋少賣一日之鹽即缺一日之課，非今日不食鹽，明日可以補”。他的奏折看著句句在理，讓雍正不得不三思。 雍正皇帝最終幫了鹽商，指責楊宗仁“意氣自用，偏執己見”，并指出“湖廣鹽價涌貴，皆因減價太過之所致，在爾意愿欲為民而不知恤商，今眾商裹足不前，是為民而民轉受其困矣”。接到皇帝的指責上諭之后，楊宗仁當然不敢再硬氣，隨即上奏稱自己“從前偏咎，仍任僻見，糊涂無知，孟浪妄瀆天聽，實系微臣病昏所致”。楊宗仁真是“偏咎病昏”嗎？當然不是。雍正的一念之差，讓大清鹽商的財富積累如毒瘤般越來越大。 揚州的瘦西湖畔有一座白塔，樣子有些古怪，不同于常見的江南地區的塔形。《清朝野史大觀》卷十一記載：“乾隆間，帝南巡至揚州。其時揚州鹽商綱總為江姓，一切供應皆由江承辦。一日，帝幸大虹園，至一處，顧左右曰：‘此處頗似南海瓊島春陰，惜無喇嘛塔耳。’綱總聞之，亟以萬金賄帝左右，請圖塔狀，蓋南人未曾見也。既得圖，乃鳩工庀材，一夜而成。次日，帝又幸園，見塔魏然，大異之，以為偽也。即之，果磚石成者。詢知其故，嘆曰：‘鹽商之財力偉哉！’”。這就是“一夜造成之塔”的典故，那個江姓的綱總就是當時兩淮鹽運總商江春（1720-1789）。江春風雅的緊，不僅在揚州造了各式園林供皇上消遣，更是培植了一代徽班。 江春到底有多富？可以從他的捐款中略窺一二。1773年捐款400萬兩銀子作為小金川平亂的經費，1782年捐款200萬兩銀子修黃河，1788年捐款100萬兩銀子救濟水災難民，同年還捐款200萬兩銀子作為平定臺灣林爽文亂子的費用。 乾隆年間的百萬兩銀子是什么概念呢？我們可以看看普通百姓的年薪。一個種菜園的長工，一年收入不到5兩。如果是技術工種，如織工、柜臺伙計等，大約10兩。 再來看官員們的年薪。據清乾隆《大清會典則例》卷五十一《戶部·俸餉》記載，親王歲俸銀一萬兩。排在親王之后的郡王歲俸銀五千兩，貝勒歲俸銀2500兩，貝子歲俸銀1300兩。文武官員每年俸銀：一品180兩，二品155兩，三品130兩，四品105兩，五品80兩，六品60兩，七品45兩，八品40兩，正九品33.1兩，從九品31.5兩。當然，京官還有和爵位品級相對應的俸米補貼。 乾隆時期的大米約2兩一石，就算四品大員，俸銀加俸米也不過200兩的年薪。如果拿現在的公務員核定工資作比，當年的百萬家產可是要幾十億的身價了。 據《清朝野史大觀》記載:“乾嘉間，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，百萬以下者，謂之小商”。按楊宗仁的算法，每年200多萬兩的凈利，百萬家產的確只能算“小商”。當然，盛世之中多富豪，幾十億身價被稱作“小商”，于今看來也不是不能理解。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，分別在乾隆十六年(1751)、乾隆二十二年(1757)、乾隆二十六年(1762)、乾隆三十年(1765)、乾隆四十五年(1780)、乾隆四十九年(1784) 六次南巡，都由頂級富豪江春接待。他“以布衣交天子”，乾隆皇帝甚至在兩淮鹽運使離京拜見時告誡他們“江廣達（即江春）人老成，可與咨商”。 江春是哪里人呢？徽州府歙縣江村人！能想象嗎？歙縣，這個窮苦的徽州小城竟是當年揚州城內許多超級大富豪的故鄉！難怪年輕的鮑志道要去揚州投靠老鄉。民國《歙縣志》中記載：兩淮八總商，邑人恒占其四，各姓代興，如江村之江，豐溪、澄塘之吳，潭渡之黃，岑山之程，稠墅、潛口之汪，傅溪之徐，鄭村之鄭，唐模之許，雄村之曹，上豐之宋，棠樾之鮑，藍田之葉，皆是也。棠樾之鮑即鮑志道家，可見他投靠老鄉發了大財。 1763年，就在江春接駕三次如日中天的時候，初到揚州的鮑志道被歙縣老鄉——大鹽商吳尊德相中做了“總經理”。他精明強干，沒幾年就讓吳姓鹽商大富，自己也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開始獨立做起了鹽生意。憑借多年積累下的人脈，加上公允的處事，急公好義的人品，鮑志道在業界的名聲越來越響，生意也越做越大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42歲的鮑志道被推舉為揚州八大總商之一。下圖中間那位即為當年的鮑志道。 與江春好奢靡講排場不同，鮑志道對此深惡痛絕。他倡導程朱理學,厲行勤儉之風。雖然家財萬貫，其家人仍親自操持家務，也不請戲班子唱戲。鮑志道喜歡的，是在老家置地建祠立牌坊。1765年，在揚州吸金2年的鮑志道就回歙縣立了“宣忠戶”，置田53.725畝。據《棠樾鮑家宣忠堂支譜》卷二記載，從乾隆三十年至道光年間，鮑志道家族先后購買田1400多畝。 棠樾的七連座牌坊群，以程朱理學的“忠、孝、節、義”為主題，正是鮑家的杰作。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，也曾大大褒獎過鮑氏家族，稱其為“慈孝天下無雙里，袞繡江南第一鄉”。據傳，那座“樂善好施”的義字牌坊可是得來不易。鮑志道死后，他的大兒子鮑淑芳繼承了他的職務，擔任兩淮總商。鮑氏家族當時已有了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節”牌坊，獨缺“義”字坊。鮑淑芳為了光宗耀祖，幫著賑災籌糧、修筑河堤、還籌集軍餉，嘉慶帝終于被感動，下旨為鮑家建了“樂善好施坊”。 不過鹽商的好日子并不長久。道光十年(1830年)八月，53歲的湖南人陶澍升任兩江總督，他上奏折給道光皇帝，直指鹽商暴利：“每鹽一斤，不及十文，而轉銷各處，竟到數十倍之價”，一些鹽商為牟厚利又摻入雜物，以次充好，以至于一般百姓為購鹽傾盡血汗錢，“貧困之家更數月不知鹽味”。陶澍提出，“必須革去奸商，另招殷實，而殷實之商，又必須明定章程，刪除浮費，使不受總商攤派之累”。 陶澍的奏折其實與楊宗仁的無異，但歷經百年，鹽引制度的弊端已昭然天下，道光皇帝最終作出了不同于雍正皇帝的決定，他準奏了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兩江總督陶澍奏準仿照明制，在淮北廢引行票。民販無論大小，只要交了鹽稅就可以領取鹽票，從事合法的鹽業生意，這樣就廢除了之前的登記世襲制度。 揚州鹽商手里的世襲權變成了廢紙一張，鹽業的財富開始分散到民眾手里，培養出了一批鹽業界的“中產階級”。按理說這制度更加公平公正，也更符合市場化要求，但奇怪的是，三十年多后，鹽業又走回了老路。 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兩江總督曾國藩因當時江淮戶口蕭條，富商絕少，為招徠鹽商，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銀四百兩。凡捐銀者稱為舊商，從此每年準其循環轉運，新商不準加入。這制度一出，鹽業就恢復到了以前的世襲制度，無非是憑票而不再登記了。 曾國藩為何要這樣做，缺錢！當時清廷財政捉襟見肘，戶部令統兵大臣自行籌措軍費。曾國藩的軍隊人數眾多，軍餉就很成問題。兵荒馬亂之時，只有鹽是剛需，還擠的出油水。但要想輕松地隨時籌餉，必須培植一些巨頭，分散的鹽業界“中產階級”只會添亂。巨頭能更好地自我管控，吸納更多的游資，也比“中產階級”更聽話、更好控制。 就這樣，舊商有票，成為專利，無票者無從運鹽，只好向舊商買票。票價昂貴，至光緒初，淮票一張，價值萬余兩，暫租亦一千余兩。至清亡而始終未改。可惜在這一輪新的競爭中，徽州鹽商經不起折騰，直落得“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、冷月無聲”。 如毒瘤般的財富積累到底好不好，歷史早就給出了答案，不同選擇不同因果。試想，如果沒有大清鹽商畸形的財富積累，“中產階級”會更強大些嗎？揚州園林、徽州牌坊、徽班進京，這些我們津津樂道的文化遺產還會出現嗎？歷史沒有如果，徽商的輝煌隨著十里洋場的開埠被埋入了塵封的故紙堆，而行走在斑駁老巷里的我們，又會如何選擇未來呢？ 臨江仙 婆娑蔭里青磚暗，重門深鎖春秋。 憶當年競與王游。玉簫聲里，閑世醉悠悠。 怎料九州烽火起，一朝恩寵難留。 墳塋亂草矗牌樓。恨君薄幸，癡夢嘆休休。 作者 有言書中如玉 +10我喜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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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農民的兒子，我已闊別家鄉三十多年了，那些久遠的鄉村故事，許多都已遁入時光深處，可兒時打麥場上發生的那些點點滴滴，卻一直清澈地流蕩在腦海里，清純里帶著幾分苦澀，令人無法忘懷，記憶猶新。 家鄉的打麥場位于村莊的后坡頂上。那是舉全村之力，高削低平整出來的，足有半個足球場大小，在靠近村子的一側，留有一個一米多高的平臺，平臺上滿是郁郁蔥蔥的洋槐樹。在那個年代，打麥場是每個生產隊的標配，是典型的集體財產。 每到夏收季節，是農村人氣最旺的時候，就連在外“吃皇糧的”也紛紛趕回村子里。麥子基本收割完之后，打麥場就成了最為熱鬧的地方。田野麥地里捆扎起來的麥個子，車拉人擔的從四面八方匯聚到打麥場，場子里搭起了高高的大麥垛。 晴空萬里的日子，是農事活動的隆重時刻，凌晨，晨光熹微，“咣咣咣……”清脆的鐘聲在村子的上空回蕩，接著，隊長“攤場嘍！攤場嘍……”的吆喝聲響起。鐘聲就像催陣的鼙鼓，人們紛紛放下手中的私活，陸續集中到打麥場。孩子們也睡意全無，跟著大人們去看熱鬧。 只見高高的麥垛上站著三五個人，往下拋擲麥個，男女勞力把麥個解捆，繞著中心豎著的麥個子一圈一圈均勻的攤滿在整個場子上。中午，火傘高張，麥子也經過太陽“炸場”，碾麥就開始了。全村公認的牛老板，一手緊攥鎖著牛鼻角的繩索，一手揮舞著長鞭，嘴里喲喲喔喔的吆喝著，一圈一圈的碾壓著麥子。 場邊站著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手里拄著一把鐵锨，雙眼警惕的盯著牛屁股，看到牛尾巴往起一翹，風快的用鐵锨接住還在冒著熱氣的牛糞“唰”的一聲甩向場外的灌木叢中。那滑稽的動作逗得孩子們嘻嘻哈哈的笑成一片，笑聲、“吱吱呀呀”的碾子聲和著樹上的知了聲，匯成了一首豐收的協奏曲。 碾麥的過程，要經過多次翻動，俗稱“挑場”，男女勞力一字排開，鐵叉木叉上下翻飛，灰塵碎屑彌漫，由于人們都戴著草帽，只能從古銅色的光脊梁和濕透的襯衫上才能大概分辨出男女來。驕陽似火，大地向上浮動著灰蒙蒙的熱氣。一遍場挑下來，大人們連累帶熱，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，忙不迭的跑到場邊平臺上去乘涼。 場邊平臺的中央，放著兩個大木桶，盛著滿滿的兩桶“糖精”水，那可是孩子們的最愛。大人們在平臺上待命的時候，半大不小的孩子們只能膩在水桶附近，偷偷的瞄著漂在水面上的搪瓷缸，不敢有什么過分的舉動，只有幾個偏小一點的女娃，在大人們呵止的眼神中，用小小的手指沾一點桶中的甜水，一邊膽怯的看著大人，一邊把手指放在小嘴里咂叭著。大人們都去挑場的時候，孩子們瞅空子一哄而上，搶著品嘗“糖精水”，好像喝到了世界上最好喝的瓊漿玉液。看到大人們即將返回時，就又一哄而散。 大人們陸續回到平臺上，一個個大汗淋漓，有的從肩上扯下毛巾，不停的擦著往外涌著的汗水；有的從頭上摘掉草帽，噗噗的扇著；有的歇過一會，就抓起搪瓷缸舀起滿滿的一缸“糖精水”，“咕咚咕咚”的猛灌。偶有一陣微風掠過，疏離的樹蔭在人們身上移蕩，盡管那是熱風，可他們仍一臉愜意和滿足。 傍晚，碾麥脫粒接近尾聲，在統一指揮下，木锨、推板、耙子、掃帚……齊上陣，麥秸粑去堆垛，麥糠混合著麥粒在場中央攏起一個大堆，就進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――“揚場”。 “揚場”可不是誰都能干的，在農村是個技術活，只有父親他們幾個壯勞力才具備這種技能。只見父親先揚起一锨試一試風力和風向，然后，幾人分別穩穩的站在上風頭，鏟起滿滿的一锨糠粒混合物，張開膀子，迎著風頭，用力斜斜地往上一撩，糠粒在下落的過程中因比重不同而分離開來，碎屑隨風飄去，給下風頭場外的一大片叫做“胖婆娘腿”的灌木叢披上了一層朦朧的輕紗。隨著一锨一锨的上揚，飽滿的麥粒很快就在麥場上漲出了一個大尖堆。望著金燦燦的麥堆，大人們開心的笑著，黑黢黢的滿是汗水的臉上洋溢著滿足和幸福。 夜晚，打麥場也成了孩子們天然的“兒童樂園”。月亮初升，銀輝灑滿大地的時候，孩子們就不約而同的竄到打麥場里，安靜不久的打麥場，又重新喧鬧起來。孩子們開始了近乎瘋狂的游樂活動。藏貓貓、斗雞、摔跤、翻車輪……女孩子們喜歡藏貓貓，繞著麥秸垛追逐著，打鬧著，“嘰嘰嘎嘎”的叫著、笑著，尖尖的聲音分外響亮；男孩子大多數偏愛斗雞、翻車輪。翻車輪是單人游戲，只要掌握好“動力”和平衡，就能在數量上占優勢。所謂“動力”就是在助跑時要有足夠的爆發力。斗雞一般是雙人游戲，也可以三人斗，一腿屈起成三角形把腳脖子放于另一條腿的膝蓋部位，一手扳住腳脖子，另一只手托住大腿，單腿跳動，用屈起的膝蓋壓、挑、撞對方，以屈起的一條腿落地為輸的一方，另一方獲勝。我清楚的記得，在翻車輪和斗雞這兩項游戲中，自己在同齡孩子中算得上是一個“勝利者”。現在仔細想想，我幾乎所有會玩的游戲都是在打麥場上得到啟蒙的。 孩子們瘋夠了，玩累了，把麥秸鋪在地上，仰八四叉的躺到麥場上數星星。正如一首詩歌中所吟： 夏夜繁星打麥場， 草氈鋪地象牙床。 大人勞累先眠睡， 童稚瘋玩尚野狂。 那時候，對外面的世界，還沒太明晰的概念。可能是聽“說書”聽多了，加上看了不少小人書上的神話故事，腦袋里滿是奇奇怪怪的想法，幻想著自己變成了孫悟空，在那深邃的夜空中飛來飛去，過著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。直到月上中天，在各自家人的喝斥下，小伙伴們才意猶未盡、戀戀不舍地各自回家，睡夢里仍繼續著興趣盎然的各種游戲。 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轉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！可時至今日，每當憶起這些兒時往事，心里還總不免有幾分酸楚，夾雜著絲絲憂傷，感慨不已：感慨鄉村的父老鄉親是那么的勤勞樸實，那么的容易滿足，農村大集體時代，辛苦勞作一季，分到各家各戶的麥子，大多也不過百斤而已，總還免不了連年春荒的困擾，可他們卻年復一年地默默忍受著，隨遇而安。也許，就在那時，和農民這個弱勢群體的樸素感情，就開始漫溢在自己的血液之中。又或許，這也是若干年后，我考取大學時選擇農業院校的內在誘因：恢復高考的第二年，我有幸考上了大學，填報志愿時，毅然選擇了農學院農學專業，從畢業分配工作開始直到退休，一直都在農業口堅守著，抱樸守真，不喜不悲，無怨無悔。 星轉斗移，時光飛馳，打麥場上的一幕幕，年復一年上演著，伴隨著我的成長，也深化著我的記憶！幾十年過去了，雖然農村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家鄉的那個打麥場早已失去了其原有功能，變成了一片雜樹林，可打麥場上發生的那一幕幕故事，卻永遠鐫刻于我記憶深處…… 作者簡介:流沙河，實名：劉永先，河南西峽縣人。 +10我喜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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